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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天命审视生命,以生命印证天命 九  

2012-03-20 22:56:08|  分类: 论文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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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无名书》神圣浪漫主义精神特质的中国现当代意义

耿传明说,无名氏及其《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历史上都是一个特例,或者说是一个“异端”,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做如是思考的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印蒂也是一位文学史上罕见的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形象,在弱肉强食的血与火的时代,他于“凯撒的道路”之外,独标“基督的道路 ”;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大行于世的时候,他不仅坚持“世界主义”而且提出“星球主义”;在杀人放火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时代信条的时候,他重返人类的宗教性道德的源头,探索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最基本的原则;这都是他不合时宜的地方,但也正是《无名书》今天还值得人们记起、探讨的地方。尤其是现在,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经济和政治几乎成为人的生活的全部内涵,人逐渐忘记了自己的“天命”,越来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归属。神性的逃离,意味着黑夜降临,这是现代人无可逃脱的悲剧命运;更可悲的是,人们不仅对此无知无觉,反而变本加厉地追求、利用、占有物质世界,借助物质的繁荣来掩饰自己灵魂的贫乏,“世界之夜的贫困时代已够漫长。既已漫长必会达至夜半。夜到夜半也就是最大的时代贫困。于是,这贫乏的时代甚至连自己的贫困也体会不到。贫困者的贫困自身陷入黑暗,其无能为力就是时代最糟的贫乏。贫乏完全沉入了冥暗,因为,贫乏只是一个劲地渴求把自己掩盖起来”[91]。面对这种情况,“以生命印证天命,以天命审视生命”,《无名书》所体现的神圣浪漫主义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化建设都具有重大意义。

3.2.1对我国当代文化建构的启示意义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价值意义和发展方向。民族文化的缺失必将导致整个民族深刻的精神迷惘和意义危机。《无名书》这部作品的时代意义就在于它在传统文化的神圣性为“现代性”脱魅之后重建文化传统的“神圣性”的努力。“神圣性”的丢失,意味着“意义与价值”世界的全面解体。(这正是当今中国人道德危机的深层原因)耿传明说,无名氏要通过对“神圣性”的护卫,重建人的生存意义与价值世界。陈思和也说,无名氏已经敏感到中国传统文化之困境与西方文化之虚无,他想在全球性的西方文化泛滥中浮现一艘挪亚方舟来拯救现代人类。

《无名书》神圣浪漫主义特质对我国当代文化建构的启迪是多方面的。

首先,一个民族的文化重建不能脱离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大背景,伟大的民族文化必须具备吐故纳新的代谢能力,伟大的民族文化建设必须具有世界视野乃至星球视野。无名氏拟创的未来世界统一的新文化,是一种东西文化精粹相融互化后的新世界文化,其核心内涵是“接受基督教入世人生观的启示,佛教出世人生观的启示,结合中国儒家的人本主义的精神,加以二元化(即中庸精神)的融会、和谐,再加上科学精神的启发”[92],而这种新文化的创造和接受,还有赖于经受过东方“悟道”这一关的新人类。可见,无名氏是立足于中国文化传统,以追求“天人合一”的东方文化精神去融合西方和印度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包容了:基督教崇拜上帝的强烈情感与意志而表现出的勇猛进取精神——勇,中国儒家显示的人生智慧和克己内省的理智精神——智,佛家自我牺牲、大慈大悲的精神——仁。无名氏认为,没有中国文化的调和,则西方文化及印度文化易入灭绝之路;没有西方及印度文化的刺激,则中国文化易趋于停滞。无名氏的这种未来文化建构,分属于基督教的“创世纪”和佛教的“大菩提”,显然是寻求一种集各种文化精华为一炉、超越东西文化的新文化。这样的新文化融会了世界文化传统的优秀品质,成为未来地球人的最高文化。无名氏就是要以这样的文化建构,重新树立灵魂的“神圣”位置,获得生命的“实在”。生命拥有了“实在”观念,民族才可以拯救,中国才可以拯救,世界也从而获得拯救。

其次,民族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民族文化传统自身。复兴民族文化,首先就要对自己的文化传统有信心。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经历了向西方文化的大开放、大接受、大检验的时代。五四时期的启蒙分子因羡慕西方的富强,因而认为西方文化是富强的根源,中国要求富强就必须把中国传统连根拔去。在民族文化的重建中积极吸收西方文化的精髓是必要的,但因此就否定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优势,刻意奉行“矮人文化政策”则是绝对错误的。在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构思方面,“《无名书》同时打破了五四时期崇尚戏谑的激烈反传统和三四十年代的狭隘民族主义两种偏激文化模式”[93],兼收并蓄一切文化的优良品质,重建一种新的综合文化。更难能的是,无名氏清醒的认识到中国未来文化的建设,最终仍然要落实到自身的更新与发展。无名氏的视野是世界的,但他的文化重建的立足点却是东方的,或者说,就是中国的。王明科指出,墨家文化是无名氏文化重建的操守,深受墨家“非攻”思想的影响,无名氏的反战思想和和平追求精神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是首屈一指的;道家文化是无名氏文化构建的底蕴,《无名书》中印蒂勘破基督教和佛教,最后只身来到道教文化的圣地——华山,他在华山的修行和顿悟的方式完全是道教的,甚至其衣着也是一身道士妆扮,他的思想结晶——“星球哲学”也是发挥了道教的精神内核;儒家文化又是无名氏文化构建的世俗基础,无名氏指出儒家道德到后来几乎完全吞噬了个人的自由和幸福,其道德的独断论占主导地位后,更是大大阻碍了科学的开展,但无名氏又能指出儒家文化肯定性的一面,即儒家文化显示的人生智慧和克己内省的理智精神。总之,无名氏立足民族文化,以东方精神吐纳世界文化精髓,其民族文化重建的路子对我国当代民族文化重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世界文化洪流的冲击中,我们不能盲目的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化,我们应该再一次回到东方,我们祖先曾经创造出的中国古典历史文明与文化,不只会再一次给现代中国人以深沉启示,也将给西方世界以启示。

再次,对“神圣”和“天命”的追求是一切人类生存的根本动力和终极目标,宏伟深远的文化建设不能没有超越的形而上思维。胡塞尔曾说,形而上学是关于最高和最终问题的科学,它的精神决定了一切其他科学所提供的知识的最终意义,应享有科学皇后的荣誉。世界各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曾面对宇宙观和人生终极价值的追问,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将它们的文化之根扎于“超验”的神圣领域的,即使是儒家文化,也不是完全的世俗文化,对“天命”的信仰正是儒家道德体系确立的根本前提。在当今物质泛滥的时代,世人只知追求外在,越来越没有虔诚感和神圣观念,越来越变得轻佻无根,找不到生活的价值和意义,整个世界越来越轻狂。无名氏继承过去二千多年中国文化的光辉传统,借鉴西方文化的精髓,建构一种超验的星球视野的“圆全”文化,胆识是超前的。这样的文化建构设想,针对当今世界“后现代”的平面与琐碎,重新关注生命的终极价值,重塑现代人的“天命”情怀,不只对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对世界文化的未来发展也有重大启迪意义。

无名氏希望通过《无名书》这一作品求索一种人类生存的“常道”,为中国,为世界,为人类建构一种全新的文化,树立一种全新的信仰,因而带有浓烈的文化救世色彩。也许有人说,《无名书》东方式的美学救世主义在实践上却是软弱无力的,这种美学救世主义把社会政治问题归纳于个体心理问题,以为凭着每个个体的顿悟和觉解就可以救世、救人,这是一种天真的乌托邦的幻想;无视社会的改造而去片面期待灵魂的拯救,显然无法实现它所承诺的社会理想,它只能作为一种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的理想而存在。但我要说,乌邦托并不是可以被取消的事物,而是与人类一样长期存在下去的事物。实践一种乌托邦理想将使人付出惨重代价,抛弃乌托邦理想同样将使他付出另一种代价,那是一种对“人是具有可能性的存在物”的忽视。作为一种精神活动的乌托邦,本身是无可归罪的,它至少指代着一种人类社会的理想,一种人的可能性,它超越具体的政治行为而指向人的“圆全”这一更为持久、更加永恒的目标,因而可以作为对现实的一种批判而存在。奥斯卡·王尔德声称世界地图如果少了这块乌托邦国度就不值一瞥,恩斯特·布洛赫在他的著作《乌托邦精神》中阐述说,乌托邦不仅在本质上是真正宗教性的,而且它就是上帝死了之后宗教的唯一合法继嗣。乌托邦是人们制造的新的宗教与信仰,寄托着人们超越现实黑暗和此岸苦难的深层意愿。

如果说,宗教是人类生存的超验价值的维护者,那么,《无名书》试图创设一种新宗教文化,这没有什么不好。《无名书》追求“生命圆全”,就是为现代人重启“天命”意识,从而把个体生命重新巩固在“实在”的基础上。世俗生活是必需的,但世俗生活必须被超越;人之为人,就在于他能仰望神圣光芒,用神性来度量自身而超越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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